作者:鄧紹光博士

The Sistine Chapel ceiling, Michelangelo, 1508-1512
The Sistine Chapel ceiling, Michelangelo, 1508-1512

華人教會的文化語境不像西方教會那樣,在根本上並非一種早已滲透了基督教信仰的各種價值──正統也好、偏差也好、扭曲也好──的文化。這是我們必需面對的現實。這個現實說明了為甚麼華人教會到現在還沒有像西方那些盛載、體現基督教信仰的各種藝術作品︰文學的、音樂的、建築的、繪畫的、舞蹈的……基督教在華人社會的時間實在不算長,它深植、滲透華人的文化沒有西方那樣全面與深入。這是事實。筆者這篇文章不準備就這方面做任何宏大的論述,只想從神學的角度反省,我們怎樣了解基督教信仰,才能幫助華人教會正面地看待、審視,甚至參與藝術?不過,這裡的反省,也­不是大做文章,引經據典,而是借用一些當代的神學家,來幫助我們在方向上把握得更準確更到位地深入思考這一課題。

有怎樣的神學,就有怎樣對待藝術的態度、文化。當然,這是很粗淺、籠統的講法,需要更仔細一點把其中的意思開展出來。對於華人教會來說,忽視藝術,甚至低貶藝術,按照筆者的觀察,跟她怎樣看待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有關,也跟她怎樣看待上帝如何護佑及拯救墮落之後的世界有關,最終跟她怎樣看待上帝在終末所圓成的新天新地有關。這一切的看法都影響華人教會怎樣看待基督信徒、信仰群體對待藝術的態度。這一切都指向了我們對藝術的對象的他性(otherness)有多尊重。

英國神學家貝格比(Jeremy Begbie)致力從基督教信仰探討藝術,而尤專於對音樂的思考;他自己就是專業的鋼琴家。他在一篇題為〈基督與文化︰基督教與眾藝術〉(Christ and the cultures: Christianity and the arts)[1] 的文章,就正面地從三一上帝的神學,來討論藝術應當負責任地回應世界。他這樣寫道︰「我們活在一個以具體的他性(otherness)為內容的世界,這世界呼喚藝術和藝術家流露一種敏銳的信任、『一種心的體察或靈敏』(史泰拿〔George Steiner〕)語。」[2] 當然,不單藝術和藝術家要尊重這個他者的世界,神學和神學家同樣要尊重這個他者的世界,而這即是問題之所在,也把我們帶回先前已經提出的問題︰華人教會在她的創造論、護佑論、拯救論,以及終末論之中,對受造的世界的他性有多尊重,以致她對世界的回應有多負責任。

無可置疑,受造世界是有其物質性的,而藝術也無可避免使用物質性東西,來回應那與他者的相遇,包括了那個我們住在其中的物質性受造世界。沒有受造世界,就沒有藝術活動。一方面,受造世界提供了材料,供藝術家使用;另一方面,受造世界既為藝術活動回應的對象,也可以成為藝術家創作的中介,指向神聖超越的世界。因此,受造世界既供應創作的物質材料,也觸發創作意念,無論是回應受造世界,還是指向受造世界之外的神聖超越的世界。

那麼,基督教如何可以肯定受造的世界?就這方面,貝格比就指出︰

在神學上,最低限度要提出上帝從無中創造萬有的教義,因此而強調受造物在它的非必然但有秩序(即美的)他性中的自由。萬物源自上帝無條件的愛,祂將具自身尊嚴的萬物當為他者──不是上帝(因此不受敬拜),也不是一片混亂(因此其秩序要被尊重)。況且,有分創造萬有的聖子成了肉身︰在基督裡,有限的世界不單被審判得救贖,它也被肯定。[3]

這段文字不單提到上帝的從無造有,並且涉及聖子的道成肉身的拯救,以此來表示基督教的信仰對受造世界的肯定。一方面,這種肯定是包括受造世界的物質性在內的;另一方面,這種肯定並不止於墮落前的受造世界,更包括墮落後的受造世界。但是,為甚麼上帝的從無造有,是對受造物質世界的肯定?這是因為天上地下的、有形無形的,都是上帝所創造的,而且在存有上/本性上、價值上,沒有高低之分,沒有天上的比地下的高,沒有無形的比有形高。上帝所創造的萬物,彼此雖有分別,但祂都看為好,並且是甚好。

上帝看為好且甚好的萬物,有其自身的存有/本性,堪可欣賞。這是一種對受造世界的欣賞,既是整體的欣賞,也是個別的欣賞。這種欣賞,首先是在於其自身──整體也好個別也好──那受造的結構、秩序。結構,是從靜態來說;秩序,是從動態上說。這也就是說,藝術是出於欣賞,而欣賞包含了尊重。當然,這種出於尊重他者而欣賞他者的他性,並非只是被動的。貝格比寫道︰「假如藝術是與物質世界往來的途徑,而這世界所特有的尊嚴是需要人去凝神注視的,那麼,人類創作活動的重要環節就是要敏感於這種尊嚴,並發現和呈現之。」[4] 另一方面,「藝術工作也不一定淪為純粹被動的,因為我們可理解這為良性的接受與塑造的辯證關係,在這關係中,物質現實不是被忽略或被強行跨越,而是被賦予機會披上另一個有意義的形成。」[5]

貝格比由此進而從神學的角度來說︰「藝術可被視為我們去發出受造物的讚歌的呼召,亦即延展和提昇受造物向上帝讚歌的呼召」,[6] 「我們被邀請加入這運動,目的是使萬物更完全達到受造時的原意」。[7] 這無疑是涉及了人的介入。人的藝術活動,就成了上帝創造的中介活動,上帝呼召人去進行次級的創造(sub-creating)。[8] 英國另一位神學家根頓(Colin E. Gunton)就進一步指出︰「〔……〕文化就是人類行動者(human agents)藉著上帝而能塑造受造世界,使它邁向成為受造之所是的事務。」[9] 根頓繼而表明行動不是增值就是貶值。[10] 因此,恰當的藝術行動自然是促使事物邁向完善。

但是,墮落之後的受造世界又如何?耶穌基督的拯救是否也包括了物質在內?很明顯,貝格比的答案是肯定的。如上所引,他清楚的寫道︰「有分創造萬有的聖子成了肉身︰在基督裡,有限的世界不單被審判得救贖,它也被肯定。」聖子並非以靈體的方式來到祂有分創造的世界,而是以肉身的方式出生、成長、生活、死亡和復活。這無疑是肯定了墮落世界的物質性一面。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耶穌基督是帶著肉身而復活,並且升天的。這表明了祂把敗壞了的物質肉身轉化更新了;祂的身體成了榮耀的身體,但卻仍然是物質性的肉身。

由此引伸出來的問題是,在這樣的一個墮落了的受造世界之中,藝術還有甚麼位置、作用?藝術家還可以怎樣從事藝術活動?貝格比說︰「藝術家經常描述他們的工作是與所選擇的素材的搏鬥,這是反映他們與受造世界的破壞面相遇,也說明他們想重新創造可朽壞的東西。這不單適用於素材,也適用於藝術家遇到的各種現實──例如無辜者的受苦、絕症、死亡的必然性。」[11] 但是,「以道成肉身開始而結束於十字架的藝術神學,是叫人扼腕的。無論『基督教藝術』還可代表甚麼,它必須是以被釘的上帝兒子從死裡復活為其終極的基準。這樣的藝術雖然必須經歷絕望,但卻必回蕩著內在的喜樂。」[12] 那麼,面對上帝在基督裡藉著聖靈所作的拯救工作,藝術家還能做甚麼?貝格比認為︰「藝術家的任務不是在基督的工作以外或以上加添甚麼,而是藉聖靈,參與基督工作的彰顯。」[13]

最後,僅引述根頓對藝術的一段說話,以為本文之結語︰

一切真正的藝術,而且肯定地不單是宗教的或『基督教』的藝術,因而是創造主聖靈的恩賜,祂使得現在能夠期盼那時代終結時要來的圓滿。故此藝術是人類其中一條途徑,有分於上帝創造的企劃。在這個意思底下,藝術是救贖的,它是一種活動,使得受造世界邁向它那命途的圓滿。[14]

對於基督教來說,藝術是甚麼?對於基督教來說,藝術是在基督裡藉著聖靈而有分上帝的救贖。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ristian Doctrine, ed. Colin E. Gun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1-118;中譯 《劍橋基督教教義手冊》,石彩燕譯(香港︰天道書樓,2006),頁125-145。

[2] Begbie, “Christ and the cultures,” 105;〈基督與文化〉,130。

[3] Begbie, “Christ and the cultures,” 107;〈基督與文化〉,132。

[4] Begbie, “Christ and the cultures,” 109;〈基督與文化〉,134。

[5] Begbie, “Christ and the cultures,” 109;〈基督與文化〉,134。

[6] Begbie, “Christ and the cultures,” 109;〈基督與文化〉,134。

[7] Begbie, “Christ and the cultures,” 109;〈基督與文化〉,135。

[8] Colin E. Gunton, The Christian Faith: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Doctrine (Oxford: Blackwell, 2002), 8;中譯,《如此我信︰基督教教義導引》,趙崇明、鄧紹光譯(香港︰基道,2009),頁8。

[9] Colin E. Gunton, The Christian Faith, 50;《如此我信》,頁61。

[10] Colin E. Gunton, The Christian Faith, 50;《如此我信》,頁61。

[11] Begbie, “Christ and the cultures,” 111;〈基督與文化〉,136。

[12] Begbie, “Christ and the cultures,” 111;〈基督與文化〉,137。

[13] Begbie, “Christ and the cultures,” 111;〈基督與文化〉,137。

[14] Colin E. Gunton, The Triune Creator: A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Study (Edinburgh: Eerdmans, I998),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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