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紹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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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我總覺得,在這個圈子之內,不是很多人認識我。雖然我翻譯過一些書寫過一些文章也出版了幾本文集,但是知道的、翻閱過的,不一定很多人。雖然間中我也會在某些基督教機構舉辦的講座、研討會,就著某些題目分享我的看法,但是過後參加者不一定記得我講過的,更不一定記得我是誰。雖然我每年差不多每個主日崇拜都在某些中、小型教會講道,間或教主日學、講專題,但是就只限於那些我在其中講了好些年的教會的弟兄姊妹,稍為認得我。

「不是很多人認識我」這種感覺,可以是提醒,提醒我自己不過只是弟兄姊妹之中其中一位,沒有甚麼可以自誇。但是,當我有意地以此作為開場白,講述我的故事的時候,就並不在於提醒自己要謙卑,而是這種感覺折射出我自己生命中某些曾經耿耿於懷的遭遇。是的,某些「曾經」耿耿於懷的遭遇。這樣說:「曾經」耿耿於懷,是從一個回望的角度來講述某些過去了的事情。事實上,我在講述我的「故事」,而「故事」,就是老舊的事情、過去的事情。我在講述我的老舊的事情、我的過去的事情。然而,這樣做,又是為了甚麼?我為甚麼願意再講述我那老舊、過去的事情,包括當中那些曾經耿耿於懷的遭遇?

當然,簡單的答案,自然是因為答應了德慧文化,來跟大家講述自己的故事。但是,在跟大家講述自己的故事之前,我首先就得重新思考自己的故事,我首先就得重新認識自己的故事。而重新思考、重新認識,也不過是要重新調整、重新起步。因此,必需多謝德慧文化的邀請,讓我有這樣的機會,重新思考、重新認識自己過去那些老舊的事情,而可以重新調整方向、重新起步前行。

主觀的感覺,雖然並不客觀,不是實情,但總是不會消失,就像「不是很多人認識我」的感覺。這種感覺折射出昔日自己生命中某些曾經有過的耿耿於懷的遭遇。從小學、中學、預科,到大學,我都不是名列前茅,品學兼優的學生,很多老師都會忽略像我這樣的學生。香港高等程度會考的成績不算太差,但是因為也不算太好,所以進不了香港中文大學。於是放棄了唸中文,在樹仁學院修讀工商管理。沒有唸中文我沒有遺憾,因為我逐漸發現不唸中文的人他的中文也可以很好。只是,在樹仁學院畢業之後的一段日子,總是因為拿的不是大學學位而耿耿於懷。

這種上不了大學的遺憾,並沒有因為在新亞研究所跟隨新儒家大師牟宗三修讀中國哲學而消失,也沒有因為以最高成績拿了三個獎項而在中國神學研究院取得道學碩士學位而得以填補。直到以短短三年時間在英國的聖安德烈斯大學(其實頭一年是在曼徹斯特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才稍為釋懷。固然,一方面我的求知興趣、慾望與耐力,推動我不懈努力,但是,另一方面我那上不了大學的遺憾,絕對不能忽略過去。自樹仁學院畢業之後,我用上了十年時間去嘗試填補這個遺憾。但是從來人生的遺憾,總是不缺的。從英國回來之後一年多不久,我的母親就因為末期肝癌離世了,我有好一段日子最怕晚上想起母親。那是生命中最痛的日子。這是一種時不予我的遺憾與傷痛,無可彌補。

二十年前的1994年我從英國回來,三十年前的1984年我進入另一學術領域,首先是哲學,然後是神學。回到香港一年多後,母親離世。再過大半年後,中國神學研究院和我的兩年合約滿了,他們不再續約,於是在伍渭文老師的推薦下,我轉到信義宗神學院出任艾香德教席,主要教授中國哲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以及促進基督教與佛教之對話。在信義宗神學院那六年半的日子,我一直想要回到母校任教,總是覺得母校是最好的。這種意圖與情結,直到轉入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方才了斷。這種了斷,也使得我可以更為客觀地去重新認識這所「名牌」的神學院。

離開中國神學研究院,對我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割絕,進入信義宗神學院,對我卻是一種接納的棲身。我既不是畢業於信義宗神學院,也不是信義宗教會的會友,但我卻得以在這裡棲身,容讓我有充裕的空間進行研究和寫作。牟宗三曾經講過:博士學位只是表示你有資格進行研究,並不表示你真有學問。經過這二十年的教學、研究和寫作,愈來愈覺得這話是真確的,也證實我並非天才式的人物。正是在信義宗神學院的那些日子,讓我學會潛龍勿用的功課,也接受了離開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原因與事實,這就是:我並非天才式的人物,我需要的是充裕的時間和空間進行研究與寫作。

學問都是累積的,但是累積總要有個開始,也需要融會貫通。「開始」涉及的是機遇,而「融會貫通」涉及的也是機遇。這裡面有我認識的老師,也有我不認識的哲學家與神學家。我永遠要感激他們,他們在我不同的學習和研究階段讓我遇上了,讓我可以開始進入某一哲學領域或某一神學領域;又或,讓我可以融會貫通某一哲學領域或某一神學領域。「開始」其實是「開啟」。在哲學上,牟宗三與陳榮灼兩先生是我的啟蒙恩師。在神學上,包衡(Richard Bauckham)與格林(Clifford Green)分別導引我進入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終末神學與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社群神學。然後,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先後進入了英國神學家根頓(Colin Gunton)、哈特(Trevor Hart)和韋伯斯特(John Webster)的神學世界之中,而有所融會貫通,幫助我踏上了整全的神學旅程,而有新的開展。

這三十年來追求學問的道路,一方面,無可否認是出於自己對哲學和神學知識的興趣和熱誠,但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神學的氛圍。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本色/本土神學的討論相當興盛,基督教如何與中國儒家會通,一度成為學界熱烈探討的課題。這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使得我首先踏進新亞研究所攻讀中國哲學。這是一段浸淫的日子,不單浸淫於牟宗三解讀的儒、釋、道之中,也浸淫在陳榮灼講解的黑格爾、海德格、華嚴宗之中。這種浸淫不純粹是吸收知識,更是開眼。開眼指的是解讀的方法,包括文本的細讀,以及架構的借用或建立、哲學議題的定位。

這樣的浸淫,一直讓我受惠,讓我可以在十四個月之內順利完成我的博士論文,讓我可以在轉到信義宗神學院任教之後,能夠順利地開展基督教與中國哲學的對話研究。到英國追隨包衡研究莫特曼,是因為八九六四。那一年我在唸道學碩士二年級,那一天正是結婚一周年。在這樣的歷史之中,還有盼望嗎?因此,我的論文題目是:「莫特曼神學中上帝的歷史」。在英國的三年,我完全沒有接觸中國哲學,只專注於莫特曼的研究,倒是起初包衡問我會不會做比較的研究。回到中國神學研究院任教那兩年,也是無心於此。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心理狀態,當時很可能是心底裡意識到這種比較的研究,必然困難重重,不容易產生理想的成果。

在信義宗神學院的那些年間,我逐漸在落手落腳做研究時,才體會當中的困難,以及把握當中的竅門。這裡頭涉及的是定位的問題,首先是如何定位儒、釋、道各家的學說,牟宗三透過康德、陳榮灼透過海德格來作出定位,給我極大的幫助與啟發。特別在他們中西哲學的對比工作之中,我逐漸領悟不同層次之間的相似與差異,是不可忽略過去的,而不能只是表面的相似或差異。因此,我的比較工作是迂迴的,並非直接比較某一神學家與某一中國哲學家,而是繞道西方特別是德國哲學家或法國哲學家。於是,這段時期,我不單重拾中國哲學,更加需要花上時間認識和吸收德國和法國的哲學,並且逐漸以現象學為主。

與此同時,在莫特曼之外,我正式全面進入潘霍華的研究之中,直到現在。這是我在中國神學研究院已經開始涉獵、蘊釀的,並曾作出初步的長遠研究勾畫,從莫特曼的終末神學、中經潘霍華的社群神學,而至巴特的基督中心的神學。只是我只做到潘霍華就停下來了,然後把大部分論文結集成書。整體來說,從英國回來之後,到進入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任教之前,這差不多九年的時間,我的研究、寫作,主要是環繞著莫特曼、潘霍華,以及他們跟中國哲學的對話。

我從英國回來的時候,就主張並且實行教學研究兩條腿走路,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日子,我的教學使得我的研究方向產生了轉向。從信義宗神學院轉到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固然是因為自己是浸信會會友,但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卻是跟這個轉向有關的。這十年的教學,我回歸至系統/教義神學,不單止涉及各項教義,更進至神學知識論這一根本的課題。就神學知識論這一課題而言,當代英國的根頓、哈特、韋伯斯特的研究與著作,為我提供了最重要的資源,並且無獨有偶,他們都是巴特神學的專家。有趣的是,在我唸道學碩士的時候,已經接觸根頓八十年代出版有關神學知識論的著作,以及韋伯斯特研究德國神學家容格爾(Eberhard Jüngel)──一位信義宗的巴特專家──的博士論文,但只是書架上的藏書。我要到了在中國神學研究院教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科時,才正式閱讀根頓,但卻是《一、三,與多》(The One, the Three and the Many)這本三一式的文化神學著作。一直到了差不多九年之後,我才因著教學的緣故而首先從根頓有關神學知識論的文章而得著幫助。而同一時間哈特的《信仰地思考》(Faith Thinking),更讓我可以在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的知識論之外找到第三條出路,重新確立「信念/信仰」在知識中的必要位置。根頓和哈特都是針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知識論,都特別借用英國自然科學家波蘭尼(Michael Polanyi)的《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來重建或辯護基督教神學那種信仰的知識(faith knowledge)。韋伯斯特則屬於古典意義的神學家,即是一切都回歸到上帝論來討論,包括神學知識也是,因為「上帝之外無一物」。這是挪用法國解構大師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文本之外無一物」來說的。韋伯斯特這一立場,讓我思考神學/教義,以及一切東西,都從上帝論出發。但這上帝論是三一上帝論,並且是經世三一的上帝論。這種從經世三一上帝出發的神學思考,又使我回到莫特曼、潘霍華,以及根頓,因為他們整個神學都是經世三一式的。

不過,這幾年我的寫作,好像讓人感到只是集中在教會論,並且由此而討論社會、政治的議題。如果稍為留心一點,我的某些篇幅比較長而有關教會的文章,其實都是從經世三一的框架出發,來看教會的建立與構成,譬如說收在《教會不成教會》這本文集之內的文章〈教會失序?!──從三一上帝的拯救活動思考教會的本性〉,單是題目就很清楚了。幾年前(2011年)學院出版「教會・文化」系列,邀請我參與寫作,於是我重新進入根頓、潘霍華、莫特曼的神學,發現他們的教會論都是三一式的。雖然這本書還沒有完成,有些部分可能需要重寫,但是這個計畫卻把我帶進了一個我之前從來沒有想過要踏足其中的領域,也因為這個寫作計劃,我更多涉獵之前較少研究的門諾會神學家尤達(John Howard Yoder),進而思考三一上帝所建立與構成的教會,她在世上是怎樣生活的,這不單是新約時代使徒教會的問題,也是此後每一個世代的教會的問題。尤達的神學,對我來說是一座大山,因為他沒有系統的著作,跟我研究的莫特曼、潘霍華、根頓、韋伯斯特等神學家很不同。要全面了解他的神學,我需要花上更多工夫,調校我的思考模式,方才可以接近他。希望日後可以繼續就此而努力。

上面講的都是這三十年來的一些片段,雖然當中有些片段我在過去的日子也曾反覆思考整理過,但是把所有這些片段連繫起來,也還是第一次。當然還有好些片段沒有跟大家講,另外有些也記載在我的散文集《此後之前》之內,那是我四十歲之前寫下來的。現在這個故事:我的老舊事情、過去事情,也不過是從某一個角度,講述我老舊的、過去的求取學問的事情。這樣的匆匆講述,雖然不多,但也不少,好像自己學習了很多,認識了很多,但是剛剛相反,我還是感到,在這個圈子之中,我只是個普通人。無論出身、成長、學問,我都只是個普通人。1995年11月母親離世,1997年8月女兒出生,此後我的死亡意識突然變得很強烈,那時也不過三十六歲。在死亡面前,沒有甚麼可以自持的,我的出身、成長、學問,無論多好,又或是多不好,都無關痛癢。當然,我不以為死亡是終結。潘霍華和莫特曼提醒我:in the end is the beginning。但是,在死亡還沒有來臨之前,我們怎樣活下去?潘霍華在獄中寫信給父母有這樣的一句:

在尋常的生活之中,我們都經常忽略了,我們收取的總是較我們給予的,多得難以想像。我們都很容易高估自己的工作與行動的重要性,相較來說,我們只不過是透過他者而成為自己。(1943年9月13日信件;DBWE8, 2/57, p.154)

這年年頭,我把WhatsApp的狀態改成了:

到了我這個年紀,還需要人明白嗎?上帝知道我是誰。

前半句是《激戰》中張家輝所飾演的角色的說話,後半句是潘霍華獄中的詩句。

 201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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