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寫字

作者：陳成斌（恒生管理學院通識系助理教授）

由於自己的興趣加上自己是研究政治哲學的關係，筆者總比身邊的朋友多留意社會和政治事件。本來，社會政治和基督教信仰不一定有關，只是近年來香港社會政事紛擾，而不少事件總會或多或少涉及基督教，例如五區公投、基督教界別選委的組成方法（亦由此涉及特首和人大的選舉）、立法會選舉、和平佔中運動，甚至各種社會倫理議題（例如教育、貧窮、性倫理、賭博等）。這些事件，有情況只是因為事件的主角是基督徒而因此和基督教有關，有情況則是事件本身牽涉到基督教界別，更有情況是涉及基督教的價值觀（例如公義），使得基督徒不得不留意和回應。

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下，筆者本身的政治哲學訓練無可避免地和基督教掛勾起來。這些年來，筆者除了在學術期刊和報紙寫政治和哲學的文章外，亦有嘗試從廣義的政治學（包括政治哲學、政治理論、政治科學、甚至在各項社會科學裡與社會及政治有關的學問）來討論一些和基督教有關的社會和政治議題，希望可以學以致用，貢獻一己所長給香港的基督徒。同時，亦由於對這些問題接觸多了，發現香港的基督徒有兩類比較奇怪的心態，似乎值得加以討論和規勸，故此希望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勉強粗分，我們可以把信徒的政治取向分為相對反建制的和相對親建制的。當然，這個分類不是非黑即白的截然二分，反而是像一個光譜，各式政治立場分佈在這條光譜的線上。對於一些政治取向相對比較反建制的基督徒，他們總覺得基督教圈子似乎很難容納他們的見解和政治取向。這種想法很多時來自他們自身的經驗，特別是在教會內外和其他人的互動，令他們總覺得教會的人不明白他們。久而久之，他們也就和教會疏離，甚至離開教會。

其實這種疏離感本來是不限於政治上的，很多其他原因都會讓一些教徒離教，不過這裡容讓筆者只談政治問題。筆者能明白這批信徒的無奈，因為現今教會內不少信徒或者教牧同工在政治上的取態都偏向建制，令他們覺得難以「埋堆」，可說事出有因。

不過，如果不是只從個別堂會而是從香港整個基督教界別來看，基督教界別並不完全倒向建制派，而是在政治光譜不同位置上都有基督徒。例如在佔中問題上，固然有一些神職人員（如吳宗文、鄺保羅等）反對佔中，但同時亦有教牧信徒支持佔中──例如佔中的發起人既有牧師（朱耀明），亦有活躍的信徒（戴耀廷）。在香港政壇的建制一翼，固然有著不少高官是基督徒（例如前政務司長林瑞麟、發展局長陳茂波等），但其實反建制一翼亦不弱，例如天主教的陳日君榮休樞機是反建制的中堅、不少泛民議員同樣是基督徒；就算在最激進的一翼，亦有例如黃毓民議員是信徒。

從歷史來看，基督教本身對信徒的政治取向一直有很大的包容性。例如看看耶穌的門徒，也是由保守到激進、親建制到反建制，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在廣闊的政治光譜上都有信徒，才是基督教一直以來的形態。儘管香港的基督教界似乎偏向建制的人居多，但也不致於一面倒。至少，相對於香港其他各大宗教（例如佛教、道教等），基督教算是比較多反建制的人了。（當然，這個觀察並不是一種判教；其他宗教也可以是反建制的，例如越南的一行禪師便相當投入當地的社會運動。至於為何香港的佛道等教特別一面倒地傾向建制，則有待研究。）

由此看來，如果純粹因為身邊的信徒都是親建制並且與自己的政治立場不同，便因此與自己的信仰疏離，實在是很可惜和不必要的抉擇。在信仰上，我們每個人透過耶穌直接與神建立關係，本來就不必受到其他信徒的左右。當然，我們需要有穩定的教會生活好與其他信徒相交，但香港這麼多教會和基督教機構，要在當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還是可能的。又或者，幹脆自己建立一些基督教的社會政治組織，吸引一班志同道合的信徒來參加，亦是一個方法。因為教會內有些信徒或教牧的政治立場親建制，便因此要離開教會生活甚至離教，恐怕不是明智之舉。

至於在光譜另一邊，相對在政治上保守和親建制的信徒，由於他們在不少教會都是人數較多的一方，自然不會像反建制那邊的人那麼容易因為政治立場而對教會有疏離感。可是，相比起來，這批信徒卻似乎較少政治學的基礎知識，更容易在政治問題上人云亦云。本來，對政治學知識的貧乏，理論上可以是任何政治立場的信徒都可能會犯的毛病。只是，那些反建制的信徒，一般亦同時對政治有較濃厚的興趣，自然會多些鑽研政治的學問。而親建制或保守的教徒，相對多是對政治不聞不問或不感興趣的一群，自然會投入較少時間和精神裝備自己的政治知識。

本來對政治認識不足不是甚麼問題。只是，現在似乎有不少這方面的信徒，特別是一些大堂會的牧者或神學教授，常常在不太清楚政治學一些基本概念下發表他們對政治議題的偉論，結果卻頗為諷刺地，只能顯示出他們對那些政治議題和概念的無知。我們實在不應該任由這種風氣漫延下去。

比方說，這陣子社會一直在討論的佔領中環運動，牽起了不少基督界人士的熱烈討論。然而，一個頗為奇怪的想法，是把佔中的公民抗命行為和犯法行為完全劃成等號。誠然，公民抗命是犯法行為，但並非所有犯法行為都是公民抗命（情況就好像說保羅是人，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保羅）。當有個別牧者沒有留意這個明顯的分別，結果連摩西母親把摩西藏起來也當成是公民抗命（因為違犯了當時法老王的命令），這種對公民抗命的理解程度只能讓人失笑，而這種誤解亦對討論佔中沒有任何幫助。

如果說到民主的議題，問題就更大。例如到現在還有不少教牧在不同場合說出「普選不是萬靈丹」、「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之類的見解，只能顯示出他們連政治學的入門知識也不甚了了。誠然，民主的各種好處和壞處，都是有很多討論空間的。可是，當政治學已經有對此詳細討論的時候，好些人的講話和文章中，卻好像對政治學裡的民主基本概論完全沒有認識似的，則未免令人哭笑不得。

比方說，我們先不談「萬靈丹」、「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這些片語有甚麼毛病，直接看看民主的特性。近代民主理論大師羅伯特‧道爾（Robert Dahl）便在他的著作《論民主》中提到民主有以下令人嚮往的結果[1]：（1）避免暴政；（2）基本的權利；（3）普遍的自由；（4）自我的決定；（5）道德的自律；（6）人性的培養；（7）保護基本的個人利益；（8）政治平等；（9）和平；（10）繁榮。

要留意的是，道爾這清單是開放的，也就是很可能還有其他的好處未被列入，讀者可自行填上。當然，這裡每一項都可以涉及很多不同的學問，例如第九項背後是「民主和平論」。又例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有用他的經濟學論證民主自由和避免飢荒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是可以繼續討論下去關於民主好壞的課題。

又例如說，到現在香港社會還在爭論何謂民主政制。道爾在他的著作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中列出以下的八項標準[2]：（1）公民有權投票（普選）；（2）公民有權被選舉；（3）政客有權公平競爭和爭取選民的選票和支持；（4）選舉都是自由、公開和平等的；（5）公民有組黨結社的自由；（6）公民有言論自由；（7）公民可以自由取得不同的資訊；和（8）政府和相關組織要根據選票和民眾的意向來制定各種政策。

儘管這個清單未必完全（例如我們可以討論權力分散或司法獨立是否也是民主的必要元素），而且每個標準本身也有討論的空間，但這份清單至少可以大致點出判斷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大約標準。[3]

至於投票方法，特別是甚麼的投票方法能令所謂的集合偏好（Collective Preference）能反映和顯示每個人的個人偏好（Individual Preference）的總和，則是社會抉擇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的課題，十分值得對民主理論有興趣的人士留意（一般人可能沒有留意到，這些問題才是普選投票的最大問題，亦涉及十分複雜的數學計算，有機會筆者會再向讀者詳細介紹，此處不謷）。

誠然，這些廣義的政治學學問，不是每個人都懂（事實上，即使是政治學的學者，也不一定全懂得這些，筆者便見過不少政治哲學家不太懂得社會抉擇理論）。如果要求每個人都懂得這些學問才有「資格」去討論社會及政治議題，世上恐怕沒多少人能討論政治了（包括大部份活躍於政壇的政客）。所以，筆者亦不會要求所有信徒都是政治學家才能討論政治。

可是，我們也不能癲倒過來，完全不理會這些學問，只會望文生義，甚至斷章取義地嚴重扭曲一些基本的政治概念（例如把公民抗命和犯法行為完全等同，沒留意到很多犯法行為都不是公民抗命），然後天馬行空地談自己的神學或信仰如何能影響甚至決定他們幻想出來的政治議題應該要走向甚麼方向。真的要談論諸如公共神學之類的課題，神學部份當然要緊，但也不可能完全不理會相關的政治學問。這一點，實在是這些基督徒（包括信徒、教牧、甚至神學教授等）必須小心和留意的。希望他們下次在談論政治議題前，先對相關題目的政治學基本概念有一定認識，以免出現完全不及格的政治討論。這是筆者希望給他們的一點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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