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甘霖博士


近年來，典外文獻的重要性在華語基督教中逐漸得到重視。一方面，相關翻譯項目和導讀書籍相繼問世；另一方面，神學院亦開始系統地疏理典外文獻的類型與思想。一般來說，典外文獻按主題和成書時期大致分為舊約典外文獻（Old Testament Apocrypha）與新約典外文獻（New Testament Apocrypha）。然而，與舊約典外文獻相比，新約典外文獻是一個更加模糊且充滿爭議的領域。典外（extra-canonical）的邊界究竟在哪裡？為何教父文獻不被歸入此類？「別的福音」的參考價值在哪裡？為何耶穌的福音只能在正典闡述？這些問題體現了新約典外文獻在神學、歷史、聖經研究爭議中的特殊性。

關於新約典外文獻的評價，分為兩大陣營：一方以「福音派」學者為主強調正典作為源頭的權威並視典外文獻為次等、離開教義且不實的論述；另一方則是「進步派」（progressive）學者，主張早期教會神學的多元性，尤其在正典未正式確定之時，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代，典外文獻是正典之爭當中的犧牲品。這兩大陣營的論述看似相斥，卻有相似的假設：即它們簡化了早期基督教的文獻生態。福音派只注重正典本身，忽略了後期的接受史；進步派只強調多元性，而忽略了多元性當中不同傳統的互動，尤其是大公傳統（catholica）的萌芽。因此，在兩派之爭的中間，我們更需要停留在這些文本中，細察它們對傳統的接受、重塑和辯證批判。它們本身就構成了一個複雜、多樣的信仰論述網（web of religious discourse），幫助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傳統去審視早期基督教的自我理解。

典外文獻的整理和翻譯絕非易事。這些文獻不僅是文本，更是珍貴的古代文物。它們面世過程的故事已經值得好好述說了。從抄本到現代譯本，文本往往需經過「碳14」鑑定、碎片拼合、轉錄可識別文字，再進行翻譯。而有些文獻甚至輾轉於地下市場，因存放不當而嚴重損毀。十八世紀初，J. A. Fabricius 就開始嘗試收集、整理新約外典，後來Edgar Hennecke、Wilhelm Schneemelcher、C. Markschies 和 J. Schröter 一版又一版地更新、擴充。英文世界有 M. R. James 和 J. K. Elliott 的整理。中文世界有黃根春編輯整理的系列。不同地域的學者如此細心耕耘背後的用意不言而喻，用 Christopher Tuckett 的話來說：「希望能夠帶來微小的貢獻，讓這些『遺失的』文本為人所知，並深化我們對廣闊基督教敬虔傳統的認識和欣賞，這些文本就是此敬虔傳統的見證。」（註1）因此，典外文獻本身的價值在於它們的歷史性，它們作為歷史的一部分，構成了那個時代獨特的基督教靈性。

（註1）參Christopher Tuckett, “Introduction: What is Early Christian Apocryph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arly Christian Apocryph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筆者譯自“It is hoped it will provide a small contribution to making these ‘lost’ texts better known, and increase ou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wide range of Christian piety to which they give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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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甘霖博士
香港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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