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永財

我經常聽到基督徒說，身體健康最重要，但我從來都不相信這事，也確信這種想法沒有任何信仰上的根據。我在二十多年前，身體還未出現那麼多疾病時已經這樣想。現在我長期患有幾種病，更確信健康不是最重要。

我相信，如果我們認為健康是最重要，會給自己很多限制。

我可算是家中最健康的一個，但同時又是有最多病痛的一個。小時候我經常傷風感冒，一年到頭都要看醫生，所以我從來都不請病假，因為實在病慣了，有沒有病也好像沒甚分別。升上中學後，我養成每天做運動的習慣，身體也漸漸好起來，從十多歲開始，我便很少患病，有時一年也不用看一次醫生。但後來我患了兩種與遺傳有關的疾病，而在六兄弟姊妹中，我是唯一遺傳了這兩種病的人。

十八歲時，我考入當時的理工學院，修讀醫療化驗學。但開學不久，我便發覺自己出了很大問題。我連上課時間表也看不懂，總是想著自己快要死。於是我向校醫求診，他轉介我去聯合醫院看精神科。最初醫生以為我患了抑鬱症，處方抗抑鬱藥給我，但我的情況沒有改善，最終要入院留醫，那時醫生轉而認為我患了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經過一段時間試用不同藥物後，我的情況穩定下來，可以出院。出院後我從理工學院退學，開始工作；期間定期覆診和服藥，情況一直有改善。

到了十多年前，我不時感到胸口痛，於是去看醫生。醫生做了各種檢查後，只是發覺我膽固醇過高，吩咐我控制飲食。六個月後，我的情況仍然沒有改善，於是醫生要我服用膽固醇藥。

九年前，有一次我患了感冒，在辦公室附近隨便找了個西醫看。他發現我的心臟有雜音，懷疑我有心漏症，建議我去看心臟科醫生。剛好教會有一位弟兄是心臟科醫生，於是便去他的診所求診。他一聽我的心臟便發覺有問題，替我做心臟超聲波檢查（echocardiogram）後，證實我患了肥厚性心肌症（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我的血壓雖然很正常，但實際上心臟承受的壓力大很多。當時他認為我的情況不算嚴重，處方了一種叫“Concor”的藥物給我，那是一種稱為“Beta”受體阻滯劑（Beta-blocker）的藥物，可以減慢我的心跳，減低我心臟承受的壓力，也會令血壓下降；之後我需要定期覆診。

到了2017年年中，心臟科醫生說我的情況轉差，由於我的年紀不算大，所以情況並不理想。他建議我接受一個名叫“alcohol ablation”的心臟手術，這個手術大致是用導管注射一些顯影劑，在我的心臟找到一條正確的血管後，注射一些酒精進去，截斷那條血管，令我心臟過分肥大的肌肉沒有血液供應而縮小，這樣我的情況便可以改善。醫生也叫我到葛量洪醫院見另一位心臟科醫生，尋求他的意見，那位醫生也同意我應該做手術，於是在同年10月底，我便接受了這手術。手術後我在冠心病深切治療部留醫，但那裡的環境太差，有病人一天到晚都在大叫，我一直都不能好好睡覺；出院後依然失眠，最終引致精神病復發，被送到九龍醫院觀察病房，在那裡留醫了兩個多星期。

在我接受心臟手術之前一兩年，我無故患上濕疹，在葛量洪醫院和九龍醫院留醫期間情況變得很嚴重。住進九龍醫院時，主診醫生停了那種我服了三十多年的精神科藥物，處方另一種較新的藥給我，但我留醫期間仍舊失眠，出院後情況也沒有改善。一位弟兄介紹我看一位私家精神科醫生，他處方多一種藥物幫助我入睡，但他表示不能確定我究竟是患了精神分裂症還是躁鬱症（Manic depression），後來才確定原來我患上情感型精神分裂症（Schizoaffective disorder），兼具精神分裂症和躁鬱症的病徵。不過，幾十年前是沒有這種疾病分類的，那時的精神科醫生相信，病人只可能患有精神分裂或躁鬱，不可能同時有這兩種病。只是到了近年，醫學界才發現，有少數病人確實同時患有這兩種病。服用了私家精神科醫生處方給我的藥一段短時間後，我可以安睡，也就停了那種藥。

我也開始看中醫，處理我的濕疹問題，但經過一段頗長時間，情況仍然相當嚴重。到去年六月，我到心臟科醫生覆診時，他一看到我的情況便十分緊張，表示我的情況不像濕疹，應該是一種稱為多形性紅斑（Erythema Multiforme）的藥物過敏反應。他懷疑是我服用的精神科藥物維思通（Risperidone）引致，所以寫了一封轉介信給我，要求聯合醫院的精神科醫生處理這個問題。當時聯合醫院那個主診醫生以相當官僚的口吻對我說，不大可能是藥物過敏反應，但仍然會替我轉藥，不過不能一下子轉換另一種藥，要慢慢進行，還叫我要有心理準備，轉了藥後皮膚的情況也不會改善，並約我五星期後再覆診。到我覆診時轉了另一個醫生。這位醫生有人情味得多，他也同意確實可能有這種過敏反應，並且加快了轉藥的速度。停了維思通後，我皮膚的情況真的大為改善。

我的濕疹至今仍未完全痊癒。雖然個多月前我一度好像已經痊癒，甚至停了看中醫，但很快我又突然滿臉通紅，而且開始脫皮，唯有恢復看中醫，到現在情況仍然沒有明顯好轉。中醫師也說我很奇怪，總是在好像已經痊癒後，情況又突然轉差。

以這樣豐厚的病歷走過大半生，我從來都不相信健康好像大部分人想得那樣重要。當然，身體健康總是好的，但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沒有選擇要面對疾病。其實，人生中很多事情都不受我們控制，要來便來；疾病也是這樣。我們能夠做的是選擇怎樣回應。我認為很重要的，是我們不能視疾病總是妨礙和限制我們。也就是說，我們不能認為疾病總是不如健康好。我倒相信，疾病也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好處，其中一樣就是疾病可以令我們更有同理心。基督教有一個悠久的傳統：視自殺為十惡不赦的罪行。以前西方是不容許自殺死的人以基督教儀式安葬的，但我因著自己的精神病背景，很早已拒絕這樣對待自殺的人，有精神科醫生指出，很多自殺而死的人實際上是患了抑鬱症，但可能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長期患病也可以迫使我們學習自律。由於我膽固醇過高，在飲食方面需要比較小心；而中醫在治療濕疹時更要求我嚴格戒口，蝦、蟹、牛、羊、鴨、鵝及辛辣的食物都不能吃。我的心臟病也令我不能做劇烈運動，但由於我的血糖不理想（很可能是藥物副作用），醫生要我多做運動；中醫師也說做運動對我的濕疹有幫助，所以我便要多抽時間做一些不劇烈的運動，例如走路。

病人的英文是“patient”，這個詞語也可以解作耐心或忍耐。確實，疾病也教導我們學習忍耐。有些病是永遠都不能痊癒的，我們能夠做的只有在其中堅忍。不過，雖然有身體上的限制，但我們不用也不應被疾病打垮。三十多年前在聯合醫院出院後，有一段很長時間，醫生要求我每隔四個星期便到醫院打一次針。每次打針後，我都會有幾天昏昏欲睡，然後清醒幾天，又再昏昏欲睡幾天。我後來才知道，原來針藥裡面有不同成分，會於不同時間發揮藥效，所以我每次打完針後，在四個星期中，大約有兩個星期都是昏昏欲睡的。但那時我已經在警務處任職翻譯，要做相當費神的翻譯工作，有時也要做需要高度專注的傳譯工作。藥效發作時，我只能勉強支撐，逼自己提起精神工作。奇怪的是，曾經有同事說我總是那麼精神奕奕。原來他們沒有察覺到，我其實有一半時間都是累得想躺下來呼呼大睡。我只能說，這是上主的恩典。

現在我患了濕疹已經四、五年，我仍然不知道自己能否痊癒，但我已做好心理準備，可能要一生都帶著這個病。我會問自己：我能否坦然接受這件事？不過，我也期望自己能夠康復，但無論能否康復，我都相信上主總有恩典，而祂的能力會在人的軟弱中顯得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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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財
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及傳譯文學碩士，英國特許語言學會會士（FCIL），自由翻譯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