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偉然

正視歷史批判-41

經過多年發展,歷史批判(historical criticism)[1]的研究可說是果實纍纍,可惜的是教會少有正視歷史批判和這些成果,常錯失歷史批判本身帶來的好處。當然,叫教會正視歷史批判,不是指會友要變為學者、教會改建成學院,而是指教會應多談歷史批判的運作原理、基礎概念和結論共識。

正視歷史批判能為教會帶來甚麼好處呢?首先,歷史批判着重經文形成時作者的意圖、資料來源、歷史處境、經文隨時間的發展等各方面。教會若是跟隨歷史批判,看重這些方面,便可大大避免金句式釋經的習慣,亦不會再視聖經為一本金句集。聖經學者史天達(Krister Stendahl)指出我們應分清經文原初的意思(what the text meant)和現在的意思(what it means),提醒我們要注意聖經的寫作年代與現代之間的歷史距離。[2]教會若聽從史天達的勸告,自會對經文作者的原意更為尊重,並對聖經有更深刻的理解。

其次,史天達指出當我們分開經文原初的意思和現在的意思,我們便清晰看見牧者首要的職責是甚麼——就是要成為熟悉兩種「語言」的翻譯者。這是個比喻,所謂「語言」不是指希臘文等真正的語言,而是指思考模式和方法。他說到牧者對聖經的思考模式應熟悉得讓他可悠然自得地在聖經四處遊走;同時,他對現代世界的思考模式也應如此熟悉。這樣,牧者便能以這兩種模式思考,並成為這兩種「語言」的翻譯者。[3]

再者,當我們正視經文的原初意思,我們便會發現這些經文都有其獨特處境,這樣便引申出一種應用經文的方法——處境類比(analogy of situations)。這方法最關注的是當教會引用某經文時,當下所面對的處境和經文當時的處境可否作出類比。若是無視這處境類比的需要,即使是極為重要的信息(如因信稱義、十架神學、罪得赦免等)也只能錯誤地應用到現在處境。[4]這類比方法使我們能超越經文字面意思,與聖經作者有同一視域,神交古人。

然後,我們若肯承認正典內的書信有其人為起源、歷史背景,那麼我們許多虛假的安全感也就同時被拆去,不少無謂的信仰危機也就避免了。[5]舉個例子,我們常含糊地說聖經由神所默示,這句話的潛台詞大概就是聖經的地位是超然的,所以我們一旦發現聖經不是那麼完美無缺、毫無錯漏,信仰危機便漸漸顯露。當新聞提及在某地發掘到人類骨頭有幾十萬年歷史,許多基督徒只會感到不安,因為據聖經描述,神造人不過四、五千年,和幾十萬年相差甚大。我們如斯不安,無非在於我們以現代歷史書的標準看創世記。可是,藉來源批判的假說幫助,當我們想到創世記載不是由天掉下來,而是有着不同來源(如創世記1至11章的J典和P典)和成書歷史,我們便不會那麼關注創世記能否說明世界起源,相反我們會更希望知道以色列民族為何要把相異的傳統保留並合成一書,我們亦會問,透過這書,這民族所傳遞的神學觀念到底是甚麼。

此外,從歷史批判的角度出發,聖經隨即變得不那麼艱澀神秘:歷史批判使我們不用犧牲理智(sacrificium intellectus)去理解聖經(make sense of the Bible)以至信仰。事實上,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生活,根本無法拋開現代思維去理解聖經。我們必須認清這事實,坦然接受,並尋找我們現代人能信仰的途徑,這是我們的任務,也是我們共同的屬靈之旅。

最後,歷史批判對基督宗教推廣教內多元和合一非常有幫助。歷史批判有助推廣多元,在於它有力地證明正典經卷的作者亦常有不同意見,今天的基督徒持不同意見實在不足為奇,無須老死不相往來;它有助推廣合一,在於它對方法論的重視,使信徒能跨越宗派籬笆,以方法論(而非宗派信條)為標準,一同得出經文原初意思。[6]

當然,即使歷史批判的學者就現有證據提出最合理的推論,但它無法保證學界共識就是歷史真相,而且許多議題甚至還根本未有共識。但是,這不見得教會就可理直氣壯對歷史批判置之不理。在經文起源和作者身分等問題上,教會若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視傳統說法為正確,這無疑是忠於傳統,卻不等於虔誠;而這態度最大的「貢獻」,莫過於是把歷史批判能為教會帶來的好處統統拒諸門外。

[1] 本文所討論的歷史批判尤其指來源批判(source criticism)、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傳統─歷史批判(tradition-historical criticism)和編修批判(redaction criticism)。

[2] 參Krister Stendahl, “Biblical Theology: A Program,” in Meanings: The Bible as Document and as Guide, 2nd e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8), 11-44;這篇文章原題為“Biblical Theology, Contemporary”,刊於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vol. 1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62);對Stendahl這篇文章簡而精的介紹,參Andrew K. M. Adam, “Modern New Testament Theology,” in Making Sense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1995), 76-82。

[3] Ibid, 42-43。順着這個比喻,史天達說到牧者應對這兩種「語言」熟悉得能本能地運用,而不是要牧者成為文法學家或是語意學專家。

[4] 參Krister Stendahl, “One Canon is Enough”, in Meanings: The Bible as Document and as Guide, 2nd e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8), 66-67。

[5] 關於歷史批判的研究成果對神學的影響,福音派這次的嘗試非常值得欣賞:參Christopher Hays and Christopher Ansberry, eds., Evangelical Faith and the Challenge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2013),這書志不在討論歷史批判的學說,而在於說明假如這些學說為正確,那麼對(福音派)神學會有何影響,必要時它亦提出對神學的修正。

[6] 史天達指出尋找經文原初意思是描述性的工作,由信徒或是不可知論者尋找皆可,參Krister Stendahl, “Biblical Theology: A Program,” in Meanings: The Bible as Document and as Guide, 2nd e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8), 21-22。

黃偉然
一個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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