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龍若谷

「自從我當了校長之後,就沒了朋友。」我的台灣朋友在嘆息,自當了校長,領一千多名專科學生,天天飯局,杯酒之間,談的都是撥款、行政、人事等公務。二百多名教師中,就是舊時大學好友,把盞共話過的,也都敬而遠之。三年一任,他是性情中人,看來快要患上心情梗塞症了。

我另一位同事,天天磨劍,力求擢升,常說:「當主管的,就得預備寂寞,防人之心不可無,交朋友?找自己的影子去。」人性的陰晴,廚房的冷熱,彷彿已一一洞悉。

領導階層,不可向人交心?諜影迷陣,滿佈政經集團;富貴之家,即父子兄弟也難免猜忌反目,何況朋友?歷史上多少功高弒主,以下犯上之事,叫人如何敢輕易推心置腹?在下的也不好過,君不目范蠡助勾踐復國後,即求辭隱;韓信助高祖得天下後被打死。「鳥盡弓藏」道盡了政界中,患難可共,富貴不可公的定律。現世雖去君臣之名,但上司下屬,要不彼此防範已不容易,要契合無間,其難無異於掇月攬日!歷史上,數來數去,不過都是大家熟悉的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徵。

孝公與商鞅同心決意變法。(《大秦帝國》劇照)
孝公與商鞅同心決意變法。(《大秦帝國》劇照)

戰國時代,秦孝公力圖中興,苦於秦國無人,於是詔令天下:任何人只要出謀獻策,富秦強國,即與他分享疆土!換成今日香港,等於說即使有個日本人、菲律賓人獻策,只要他能帶領香港回復昔日的光輝,即可得送他一個旺角半個灣仔一樣。孝公的胸襟見識,就是放在今日民風開放之時,也是一等一的領袖。

這政策果然奏效。衛鞅,即後來受封的商鞅,在戰國時在魏國任中庶子──相等於一個小文書,也來秦國一試身手。他先和孝公談三王五帝之道,以賢德感化人民,把孝公講得打瞌睡,兩度把他退回去。面對虎狼之鄰,國力不振,孝公要的是立竿見影的治國之道,不是待百年教化才得見其利的王道。到第三次兩人對坐,衛鞅改弦易轍,開講一百八十度相反的富國強兵,賞罰分明,類似今天的法治之道,終於把孝公講到膝蓋向前挪向衛鞅。兩人連續幾天都沒談完。

商鞅變法,到今天的是非功過,仍有爭議。不過,他和孝公這對政治伙伴,精誠契合,同心同德,互相信任,不讓貞觀的政治組合專美,有以下列事件為證:一是變法最傷害的是既得利益者如王族,以及前朝舊臣,孝公要為衛鞅變法清除障礙,廟堂之上,議事廳內,經一翻激辯之後,孝公力排眾議,一往無前,把國家交在衛鞅手中。後者雖有蓋世之才,但沒遇上孝公,他也永遠是抄書員一名,淹沒青史。兩人抱負胸襟相同,在歷史的舞台上相遇,一起變法,卻非同兒戲,成者生,敗者死,關係著萬千的百姓,未來的國運,沒有退路。當初求才,到如今竟是生死相依了。戰友,又豈限結於沙場?

二是新法初期,人民不慣,多所抱怨,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此時,孝公仍要義無反顧信任這位戰友,為新法護航到底。三是這種信任深到一個地步,就是自己哥哥犯了法而被商鞅治罪,遭割了鼻子,孝公也尊重法律,未加阻撓,甘與臣下同負六親不認,刻薄寡恩的惡名。新法行之近卅年,雖得罪了不少權貴,然兩人未見有一事彼此猜疑。

三是當變法成功,一旦國強民富,衛鞅率軍征魏歸來,孝公便分封商於之地給他,這十五座城貼近新都咸陽,肥沃豐茂。換作今天,中環是政經中心的咸陽,西環這塊黃金地段便等於商於。天下都知道變法是商鞅的功勞,功與名的風流,都被下屬佔盡了,孝公還把貼近自己國都的商於賜封給商鞅,如非信任,那豈不等於把虎狼揣在懷裡?

四,信任也沒有底線,據《戰國策》,孝公臨死之前,竟想傳位給商鞅,而不是自己的兒子。這只有一個可能:他看到變法要貫徹執行,累世不絕,須藉厚力推手,交棒之時,他相信戰友多於兒子。傳外而不傳子,這等於自廢後嗣。唯才禪讓,大度如此,恐怕要回到傳說的堯舜時代才有。他的胸襟又豈是「霸王之道」一詞可以概括!

五,對此,商鞅也推辭不受,只願輔助新主。不久,更辭官求去。其實,他知道新主是他曾經罰過的太子,故主已逝,何來靠山保命,聰明如他,不會計算不出來──他之前曾算出魏王不會追殺他,而他仍一辭帝位,再辭相位,等於自招殺身之禍,何以一時愚蠢至此?原因不見於史冊,可能是他不想僭越君臣的位份;破壞先前和孝公分享疆土的約定;也可能是他看到法治的基業已立,不待他輔政,也自可千秋不朽。但可以肯定的是兩人的情誼,已超越利益權勢,或實或虛的位份。

戰友,即或處上下不同之位,但目標理想相近、胸襟見識相當;因此可以相惜、可以並肩、可以磨劍殺敵、可以生死共赴、可以富貴共享。所以,當日孝公求賢招士,其實在嚶鳴求友。歷史證明孝公與商鞅這對政治搭檔,親密無間經營數十年,為一個國運中衰的邊陲之國,奠下百年基業,人雖亡而政不息,為秦國日後稱霸,一統天下,以變法新政打下了漂亮的第一壘。

龍若谷
自由寫作人,希望龍的傳人,都虛懷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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