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寫字

作者：龍若谷

有說：世上壞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五。當然，剩餘的不等於就是好人。不過，我們仍禁不住想：我們這些「好人」──比較謙虛的會說：時好時壞，或多好少壞的人，如果一天發現朋友變壞了，要怎麼辦？

其實，這個想法，首先假設了人有好壞。耶魯大學教授Karen Wynn研究人類的道德善惡，找來了上百個由三個月大到爬地的嬰孩，讓他們分別觀看布偶戲，找出人類的善惡本相。結果是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嬰孩以手，以眼神，選擇了幫助別人的，以及有借有還，把球歸還的「好布偶」，此可證明他們年紀雖小，但懂得是非。不過，到了以吃不同種類的粟米片來歸邊時，百分之八十八，選擇和自己吃一樣粟米片的布偶；矚目的是他們大都寧願選擇破壞王──不惜動武的布偶；而棄選吃不同栗米片的「好布偶」。所以，這些未經雕琢的璞玉，雖有是非善惡的觀念，但遇上和自己有相同點的人，便不管是非好壞，他們仍會選擇親近他們；相反，他們會拒絕，或歧視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這些相同點與不同點，連微小至吃圓或方的栗米片，也有決定性的影響。[1]可見人，起碼大部分的人，天生都喜以類聚，善人惡人的絕對分類，不是沒有，而是很少。然而，類聚起來的圈子，特點強化，小善固可以積大善，小惡卻也可以積大惡。

人既然天生便以類相聚，最可類聚的當數親人，血統的相近，長期生活的相依，都給予親情維穩最佳的基礎。但論類聚的數量及廣及的層面，仍以朋友為最。幾乎一兩樣的共同嗜好或相同點，便可為友；共同嗜好越多，便越是密友。說有談不完的話題的，都在講朋友，而非愛侶與親人。如果愛侶有談來談去談不完的，因為他們也是朋友所致。當你有無可救藥的嗜好與興趣時，你同時也會累積一大票朋友：爬山有山友，咖啡有啡友，網上有網友，電影也有發燒友，酒肉連結的都有朋友。和親情一樣，友情，是人天生需要的。正因為朋友易聚，故也易散，友情發展中，只要發現一些相異點，便可告終。你身邊總有些你不想繼續的朋友吧，仔細想想，是不是發現了一些不能接受的相異點？在你的角度看來，那叫做缺點。朋友，我們是需要的，但沒有某一位朋友是非要不可的，所以很少聽到失去某一位朋友，便患上憂鬱症的。友情，不如親情的穩定，理由在此。

以類相聚的朋友，固然可以如魯益師說的純潔，無所求，以致彼此成全。和摰友把盞談心到深宵，是魚與魚於江湖的相見；是深谷與深谷的呼應；即使日子過得像螻蟻，但默契如香，吸引相同的嗅覺，便相濡以沫，甚至發酵共同的理想：發明一種產品、成就一個企業、推翻一個政權、迎接一個新時代、對抗不幸不公不義。然而，默契，在朋友間，也可以像細菌傳染：一起阿Ｑ，一起嘲笑積極，同仇共樂來拒絕異己，在小圈子中自會執固成病，積惡沉痾，像硫酸一樣，妨害一個社會，甚至腐蝕一個時代。中國歷代的許多黨爭，便是例子。

當好朋友意見不合時，要黨還是要爭？以宋朝為例，司馬光與王安石原是好友，兩人同是博學多聞的奇才，終日談論而不言倦，他賞識王安石，認為他只要肯為國出謀獻策，必澤被生民，天下太平。待王安石當了新法推手時，司馬光不滿新政太急太猛太辣，便向皇帝，也當著這位好友面前痛陳新法的漏弊。如此看來，司馬光一不背後非友，二不向上級打小報告，是為友直。事關國體，如果司馬光明知其害而不直陳，便是和稀泥的鄉愿。

王安石面對國庫空虛之局，非常時期用非常對策，也情有可緣。他研究時局，也非一朝一夕之事，他常因埋頭苦幹以致蓬頭垢面，也是出了名的。如此，他定出的國策，都是積多年學養，深思熟慮而得，又豈因好友一言而輕易撤回？勸友不聽，你會怎樣？一般人會發動相關的朋友圈子再勸，苦口婆心，直到對方放棄「成見」為止。反對新政的人，有名有姓的，大不乏人，如歐陽修，蘇軾兄弟，要黨同伐異，也非不可。另外，就是像司馬光一樣，他勸友諫上皆吃白果，便辭官求去，並承諾對新政推動不予評論，說到做到，在他退隱寫作十六年來，直到他被調回京師執政為止，其間，他沒有攻訐過好友的新政，更不要說人身攻擊了。且不論新政的是非利弊，君子道不相同，不相為謀，堅守自己的原則之餘，又要不黨不爭，司馬光做到了。這邊廂，對異見朋友，王安石也不因自己朝傾權野而天涯追蹤監聽，趕盡殺絕。有此胸襟，有此海量，朋友才可以另展抱負，完成媲美《史記》的煌煌巨著《資治通鑑》。友諒，王安石這邊也做到了。

本來，意見不合，多有所見，在辦公室，在政壇，當權者加害異見者，不知多少，朋友也不例外；黨同者易，能不伐異者，難矣！友直，友諒，友多聞，友情的風景動線，曲折的戲碼，在宋代歷史舞台上，在物不類聚之時，兩位朝中的君子當仁而不讓，諍諍而不爭，就這樣完美演繹了一次。

—

[1] The origin of morality 出自美國CBS六十分鐘時事雜誌報道：http://www.cbsnews.com/video/watch/?id=50151800n